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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连德自述:北京中央医院的建立

[ 2017-12-22 10:28 ]

伍连德自述:北京中央医院的建立

 

【前言】

我国近现代医学史上,伍连德的名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作为医院发起人和创建者,他为医院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伍连德博士在晚年接受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的建议,从1950年开始,花费7年时间用英文撰写了自传Plague Fighter: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,195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。书中详实地叙述了他近80年的人生经历,有历史的概述,有学术研究的心得,也有为人处世的思考,其中《在中国建立医院》一章中,回顾了他所创办建设的15家医疗卫生机构,着重书写了北京中央医院的创建历程,记录下翔实的数据、真实的人物,成为最为珍贵的史料,字里行间既透着一位爱国科学家的赤诚。让大家走进伍连德博士的世界,从他的笔端回顾这段历史——

 

北京中央医院,这是我为其付出了最大精力,苦心持续奋斗4年的医院,因为我意欲在中国将其建成一座模范的平民医院。这个构想缘起于1915年,当时我曾对袁世凯总统时代的财政总长周学熙进行过私人拜访。那时周总长想在他经常去度周末的12英里外的西山修建一所造价10万元的疗养院。我当时即指出,更迫切的需要是在京城本地修建一座现代化的综合医院,作为既为官员又为民众的模范医院,并借此促进医学之科学化。而疗养院则宜修建较小规模的附属建筑,供愈后恢复者静养之用。

于是1915年春天在北京中央公园(今中山公园)会议室举行了一次有影响人士参加的会议。出席者有财政总长周学熙、内务总长朱启钤、外交总长曹汝霖、司法总长章宗祥、国务院秘书长林长民(他起草了呼吁公众为建设医院捐赠的文告)、交通部顾问王景春、陇海铁路局督办施肇曾、京师警监吴清连、我本人以及十几位其他人士。

在这次会议上即获认捐总计11万元,还有周先生原来允诺的10万元,又得到赠送的西城历代帝王庙旁边一块位置适当的高地,其后边另一块约1英亩的地皮则以2.1万元购置,于是划出了一块长方形的场地。一家美国建筑企业负责规划设计,与一家德国企业签订建筑合同。我则被任命为荣誉医务总办,除财政之外一切事物有我主管。1916年6月开始挖地基,曾发现过一些铜钱和瓷器碎片等古代文物。

由于日本的“二十一条”和袁世凯图谋称帝,使全国政局动荡,严重的妨碍了大家募集捐款的活动。这意味着组织者须更加努力,更需要在各方面极力节约。我每天乘坐私人黄包车,从东城东堂子胡同家中穿过紫禁城,通过两座皇家湖泊上的石桥,拐过乾隆登基前接受早期教育的黄瓦宫殿,途经1944年起义军逼近北京城下使明代末代皇帝崇祯自缢的煤山(今景山)。25分钟后,飞快的黄包车便到达了未来的中央医院所在地。我在一棵老树下休息,或走进某间依旧留存在附近的谋栋老宅中,享受一顿简单的面条午餐,同时在哪里监督者建筑工程的进展。

打好地基,砖墙日渐增高时,我方有机会去香港和海峡殖民地拜访我那些富有的朋友,请求他们赞助。这次出行为中央医院设法筹集到3万元,其中包括戴喜云捐赠的高达1万元的中国储蓄债券。他是当地的百万富翁,当时担任中国驻槟榔屿的荣誉领事。回到北京,我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,请求海关当局、铁路部门、北京税务处、七星水泥企业(大部分为周学熙先生家族所有),甚至还有英国企业如特福德(Twyford,卫生设备进口商)给予折扣和减少大家所需货物的运输费。例如铁路运送大家的所有货物只收半价,海关和北京水务处准许大家购入的货物免税;汉阳铁厂供应给大家的钢筋减价20%;名誉司库施肇曾先生安排他陇海铁路的会计师来协助,有我随意使唤。不论是施先生还是作为荣誉医务总办的我,在四年的辛勤工作期间,大家没有接受任何薪水或报酬,甚至施先生还捐赠了5千元,我也捐助了2500元。后来我的老朋友梁启超先生阶梯周先生出任财务总长,在张勋企图让勋位小皇帝复辟失败后(1917年),我曾游说他从中央国库中追加拨款3万元,此外在增加年度津贴1000元作为管理费。另外,萨镇冰将军也赠送大家德州兵工厂的一些外科器械。感谢各界诚挚的合作,大家得以建成了这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现代化大医院,内设一等病床10张,二等病床20张贺三等病床120张,而总投资不超过50万元的中国货币。这所新医院于1918年月正式开办。三天里,全北京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。

然而不幸的是,不久,施肇曾先生与我之间便发生了抵牾。在医院建造期间大家和睦共事3年,对建成这座医院的期盼与热忱无人可与大家相比,不了医院即将落成时,施先生受多事者之鼓动,任命自己为“院董”即“医院之主”,拥有辖制医务总办活动之权力,从而取代了此前大家在工作中的平等伙伴关系。将近4年的辛勤工作,付出了如此大量时间和金钱后,我不可能接受如此单方面的安排。许多朋友居间调停,力图弥补裂痕。但是我早已获悉,有位年轻的医师、名誉司库的长子菲利普·施(Philip Sze)正等着取我而代之,这个年轻人从华盛顿一所不知名的大学毕业后刚回国,要管理一个如此复杂的现代化医院,尤其在开创之处,根本没有经验。这个意外的变故让我伤心至极。我多年来将医院视为宠儿,却从未企图营私,而施先生本来可以从容等待两年,等到他的儿子跟随更有经验的人学到本领后,再来接受全盘管理这从未从事过的职位。结果是中央医院开办不久,我不得不辞去医务总办的职务,息隐于西山八大处4个月,疗养我那时感到绞痛的受伤的心。

那时我40岁,虽然受到挫折,却没有完全失去信心。而今已是1957年,年岁几乎是当年的两倍,在这里还要讲述那个艰难岁月留下的一段逸闻。

中央医院那单调乏味的差事并不能留住年轻的菲利普·施医师,而他的父亲相当富有,于是他便到上海黄金市场去碰运气,遗憾的是,由于他没有经验,不久便难以承受巨大的损失,绝望之下开枪自杀,过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我认识的另一位年轻人是林宗扬博士,他和我一样出生在槟榔屿,在大英义塾受过教育,毕业于香港大学。他离开舒适的家庭,冒着收入前景不稳定的风险,前来中央医院做我的助手,而我却离去了。于是他申请并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前往美国,两年后在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,后来进入了新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。

 

 

【编者按】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医院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,随着近代中国百年变迁而跌宕起伏。当大家在百年后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,医院创建者伍连德博士的自述,生动的再现了那段艰苦动荡却激情盎然的岁月。既有筹建过程中的固执与艰辛,又有对医院的热爱与希望,既有“拱手让贤”时的心痛与悲愤,又有数十年后的反思与唏嘘。历史不可假设,也不存在“如果”,最真实的历史莫过于将原汁原味的伍连德自述,呈现于此,以飨读者。

(文字来源:《鼠疫斗士——伍连德博士自述》,伍连德著,程光胜、马学博译,汪铁铮摘录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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